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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与《立法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各类型立法的性质和效力位阶作出明确规定形成鲜明对照，法律层面对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并不清楚，也没有明确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的效力位阶，这给当事人提供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围绕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效力位阶进行争辩的机会。

虽限制主体扩张，但再度限制的前提——在容缺办理中不守信可以通用，扩张之负面法律效果也未溢出此程序权限制之外。如果遇有必须撤销行政许可的情形，行政机关在撤销许可时，也必须对被许可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受到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多年打磨，各地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日臻完善。 (30)参见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综上所述，容缺办理的程序既体现了双方法律地位的平衡，又展示了公平和效率的平衡。除非有比依法实施效果更好或同样有效的方式出现。 (13)吕健：《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度合法性质疑》，载《理论观察》2019年第5期，第121页。

终止行政行为效果的‘事件是行政机关声明的保留。第三，运用比例原则对违反承诺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进行司法审查和复议审查。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本质是一种领域法，涉及重大社会领域中具有整合性、交叉性、复杂性的法律现象，不能被简单切割进任一具体法律部门。

(15)参见张力：《国家所有权遁入私法：路径与实质》，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40)同时，民法典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则把英雄烈士的人格法益视作已转化社会公共利益，即便其没有近亲属或近亲属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也可依法起诉。(84)个人信息保护法学也由此构成一种领域法学，要求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社会领域内具有共性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对这些领域法现象进行归纳、解释与预测。如有学者指出若个人信息不是民事权利，则立法者不可能在作为民商事领域基本法的《民法典》中做出规定，更不会在其总则编的‘民事权利章中加以规定。

(39)折中论者则在两种目的之间摇摆，既希望强化保护，又担心过度保护。如有学者强调个人信息的处理者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另一类是非国家机关的其他民事主体。

这貌似会导致一种吊诡的局面，即个人信息的保护强度忽高忽低，但其实不存在任何矛盾或混乱，只不过是参照系调整导致的结果——同英烈的人格法益相比，所有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程度都较低。前者意图排除法律的违宪可能，是任何宪法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几无争议。(38)杨芳：《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及其检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保护客体》，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33)之所以区分二者，是因为民事主体的利益范围具有无限多样的特征，单靠已经法定化、类型化的具体、有名权利，并不足以保护所有值得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

隐私领域则涉及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只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第三人或者公众才能进入的生活领域，特别是个人在家居范围内、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位于同心圆的第二圈层，其保护强度要弱于私密领域、高于个人领域，如何保护取决于利益衡量。(65)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并非简单的一部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而是具有如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相同法律地位的规定。(13)将个人信息界定为公法权利，非但不会带来公权在个人信息领域的膨胀，反而正是为了扎牢控制公权侵犯个人信息的笼子。(66)程啸：《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那么，个人信息到底指向的是一种私法权利还是公法权利？归结起来，民法学者秉持的排他性的私法权利说主要基于以下五点理由：第一，立法确认论。④吕炳斌：《个人信息权作为民事权利之证成：以知识产权为参照》，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43)参见王毅纯：《论隐私权保护范围的界定》，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2期。再次，个人信息领域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体现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险法、地图管理条例、征信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保护个人信息免受他人侵害的规定。

短短一年半间，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推出，为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搭建起了法律框架。(80)这意味着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负有积极(作为)义务。(30)参见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⑤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权益的性质》，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关 键 词：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法 宪法基本权利 个人信息受保护权 领域法一、问题的提出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一改此前零散、碎片化的立法进路，首次在法律层面系统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①以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保护 。

(14)第五，法律关系论不区分公权机关和民事主体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信息处理者，认为所有信息处理者与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出发点在于避免公权力机关比非公权力机关处于更优越地位的情况。在这方面，宪法上的比例原则(特别是包含目的正当性的四阶层版本(63))可以提供有益的思维框架和分析工具。

(68)王利明：《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室内稿)的亮点及改进思路》，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二者在处理目的、合法性基础等方面存在不同，但不因此导致自然人与处理者之间关系的区别。

(59)在现实中，完全可能出现特定财产权的人格利益大于特定人格权的人格利益，法律上允许的个人对前者的支配程度要小于后者。同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既有公法权利面向，也有私法权利面向，两者同源但不混同。其中，私密领域涉及个人内在思想或者内在感受的外在表现以及根据事物本质应该处于保密状态的行为或者信息，例如私人信件、日记、健康信息、性生活等，其处于同心圆的最核心地带，受法律的绝对保护，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当然违法。(67)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为总体、抽象，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则更加具体和技术化。

(62)项定宜：《个人信息的类型化分析及区分保护》，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然而，基于以下三点理由，这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这些争论看似是关于个人信息权益在民法上的属性，实则指向其法律保护的强度，因为在民法学者看来，不同属性代表不同保护强度，确定了属性也就能推导出相应的保护强度。(76)反过来，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只是较为系统地规定相关制度的一部法律，其最终价值依凭和规范根据仍归于宪法。

(12)民法典既不能覆盖也不会推翻这些已经存在的法律规定。参见Edward Eberle."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Dignity and Personality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An Overview",Liverpool Law Review(2012).(47)前引(16)，丁晓东文。

(63)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此外，《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和《欧盟运行条约》第16条也规定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即便是主张个人信息仅仅是民事权利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公权力机关侵害私权利，私权利主体同样可以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但并非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而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来获得保护。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只有在民法典中确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之后，才能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别立法提供民事基本法依据，特别法应当在民法典规定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更具体的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程序性和技术性的规定，可以交由单行法或者行政法规来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的规定，都体现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对抗国家的防御权功能。

(21)典型代表如德国第二人口普查案确立的信息自决权(22)和美国在华伦诉罗伊案确立的信息隐私权。这进一步夯实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宪法基础，明确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比如民法典第1034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第12条规定：国家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等的互认。